人终究是要在黑暗中觅光而行，人文精神下的同情、执着必定会播下种子，悄无声息地助力于每一个人丰满而醒觉的人生。
2018年夏末，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以下简称戈友公益基金会）、脚里学院主办的教育公益活动——2018好校长成长计划落幕。110名乡村教育工作者经历了四天三夜的“玄奘之路”戈壁徒步、三天极富人文精神的好校长课堂和一天的敦煌莫高窟游学之旅。一曲终了，静待来年。
好校长成长计划已历时八年。2011年，一群对良好社会心怀期望的企业家，将梦想寄托于教育公益，莫贺延碛戈壁是见证。八年光阴白驹过隙，当年那一群人念兹在兹的“好的教育”，浮现出更清晰的模样和路径，也逐渐明白如何抵达彼岸。
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温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好校长成长计划正在改变更多乡村校长的观念，改变乡村教育，改变乡村青少年的生命轨迹。
八年光阴，离不开众多合作伙伴同见同行。北京贵州商会·京黔公益（以下简称京黔公益）是重要的支持者。2012年，北京贵州籍爱心人士戴江鸿，以个人名义资助好校长成长计划。2015年，他又将该项目引荐给了北京贵州商会。
从那时起，京黔公益关心家乡教育的企业家们，每年都会踊跃捐款，指定用于支持家乡的校长走出大山，参与好校长成长计划。至今，他们所支持的好校长已逾70名。70多位好校长，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孩子们获得好教育的滋养。
北京贵州商会副会长、京黔公益秘书长陈静说，这些企业家们多生长在贵州农村，有幸遇到好老师、好校长，受到好的教育，得以摆脱困境，改变命运。多年以后他们远赴异乡，在瞬息万变的改革大潮中里浮沉，仍时常惦念旧日的恩情。“很多贵州企业家都是农村走出来的，没有当年的班主任、校长，哪有他们今天的成就？”
当京黔公益为好校长成长计划募集善款，贵州的企业家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他们首先想到资助自己的老师、班主任——当年的恩师，如今已是母校的校长。在陈静看来，乡村教育是一件默默无闻却功德无量的事。“企业家们从偏僻的农村考到北京的大学，一生就改变了。但那些老师、校长成绩更大，当年他带的孩子有了出息，又回到家乡修桥修路，帮助更多人。”
好校长成长计划带给校长的改变也令陈静惊讶。身为贵州人，她深知贵州乡村学校的艰难。“一些校长要带三、四门课，哪个老师走了都要顶上去，不会也得会。白天管孩子吃饭，晚上给孩子当保安，什么事都管。城市里一些大学校的校长恐怕半个月都干不了，太难了。”正如一个寄宿制乡村校长感叹——24小时上班。
这种现状正是好校长成长计划发起人的担忧之处。2011年，他们在贵州调研发现，多数乡村校长50%以上的时间要准备材料应付各种检查、周围缺乏标杆效应、乡村学生未来的求学成才之路并不乐观。缺乏管理权限、上级行政干预过大等多重因素下，乡村校长们普遍存在职业倦怠。
如何改变乡村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态？发起人们想起了戈壁。对他们而言，戈壁都产生过积极影响，甚至每一个人生节点都刻着戈壁的印记。每一个人很意外地被抛进戈壁，烈日狂沙，每天三十公里、超过七个小时的徒步，连续四天，不断逼近体能和意志力的极限。完全被放逐于茫茫天地之间，被戈壁所驯服，感知人的渺小，对天地的敬畏和对内心本我的贴近。“这时候，所有在社会中不得不自我包裹的伪装，层层击碎，你能感知到人性的真实和内心的澎湃。”戈友公益基金会理事、脚里学院理事长于淼说。
事实如他们所预期。近40度高温炙烤的砂石，铺天盖地的风沙、脚底难以忍受的水泡、时刻占据心头的放弃的念头，和团队之间的鼓励、不离不弃，让所有校长经受了精神洗礼。行走在漫无边际的戈壁滩，校长们想起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学校，想起了曾经的坚持和放弃……他们决定，回到学校，要改变自己、改变教师的职业倦怠、改变乡村学校的现实困境、改变学校的办学理念。
“校长们回去以后遇事不埋怨了，认为没有解不开的扣，没有做不出来的事。”陈静说，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观念和心态。“如果校长不能坚持，学校就散了，没有多少人愿意去那做校长，真的很辛苦。”
“微笑贵州”唇腭裂治疗慈善活动是京黔公益与北京口腔医院唇腭裂专家、嫣然基金首席专家陈仁吉博士（贵州籍）共同发起的另一个重点项目。
贵州是唇腭裂发病率较高的地区，唇腭裂患儿无法微笑、无法发声，甚至无法吞咽食物。如未及时治疗，容易造成语言功能障碍和牙错乱等多种生理功能障碍，以及永久的心理障碍。腭裂不仅有软组织畸形，大部分腭裂患者还可伴有不同程度的骨组织缺损和畸形，在吮吸，进食及语言等生理功能障碍方面远比唇裂严重。
多年参与唇腭裂治疗行动，陈静非常清楚孩子对于一个家庭的影响。她说，曾有一个唇腭裂患儿拿刀砍父母，责怪父母把他生下来，因为全村人都视他为妖怪。“治疗好一个孩子，我们就等于是挽救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陈仁吉说，出生缺陷救治不仅是一项公益活动，更是一项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如何帮助贵州贫困家庭唇腭裂的孩子获得治疗，是“微笑贵州”成立的初衷。陈静介绍，唇腭裂治疗是持续性、多方位的过程，“微笑贵州”以安顺市人民医院、贵阳口腔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为贵州贫困家庭唇腭裂患儿实施免费修复手术。
每个患儿的治疗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实施唇裂手术，次年实施腭裂手术，第三年进行发音矫正，直至患儿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发音、说话。目前，“微笑贵州”已资助三百名左右的唇腭裂患儿接受治疗。北京贵州商会会长刘江表示，微笑是幸福的表达，希望社会的爱心能让唇腭裂真正微笑起来。
每年10月份，京黔公益都会举办慈善晚会，发动贵州籍的各界人士助力贵州发展，为“微笑贵州”和好校长成长计划筹款。发展到后来，全国各地的贵州商会、非贵州籍爱心人士都在踊跃捐款。“大家知道我们北京搞慈善活动，大老远把钱汇过来，哪怕一次只资助一个校长和一个唇腭裂患儿，也是人家的心意。”陈静说。
对话北京贵州商会执行会长佟易虹
1.戈友公益基金会：能否介绍下京黔公益的缘起？
佟易虹：北京贵州商会下面有一个会员组成的高尔夫球队——京黔队，每个月都会办活动，增强集体凝聚力。相比浙江、福建，贵州的企业家数量还不是很多，大家特别珍惜现在的体系和环境，很多人第一次面见亲切的不得了，说从来没在北京见过这么多贵州人。一群贵州人聚在一起，当然还希望力所能及地、持续地为家乡做点事情，商会也有社会责任。在北京的贵州人不多，但非常团结。贵州近些年最核心的任务是精准扶贫，对我们商会来说也是一样。京黔公益救助唇腭裂儿童、资助好校长成长计划都是为了响应国家的精准扶贫战略和号召。
2.戈友公益基金会：救助唇腭裂儿童、资助好校长成长计划具体是从什么角度响应精准扶贫？
佟易虹：由于水质、遗传等原因，贵州的唇腭裂发病率相对比较高。患唇腭裂的孩子，如果不在几岁之前治好，他们就无法面对社会——在农村被人当怪物，到学校被人取笑，不敢上学，话都说不出来，务工更不可能。久而久之，人的心理也会扭曲，一个家庭也随之被拖垮，彻底陷入贫困。如果能治好，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劳动力，可以正常上学、工作和生活，挽救整个家庭。
好校长成长计划是启智。贵州商会很多企业家都是从偏远、落后的乡村和学校走出来的，他们对那里有感情、有牵挂。我们刘江会长来自贵州晴隆，他以前在民办学校读书，知道那个时候的校长有多不容易，除了亲自带好几门课，其他什么事都要管。至今，贵州仍有很多地方落后、封闭，如果这些地方的校长走出来，就会发现我们那边的教育和外面的差距挺大。扩宽眼界、丰富见识，把外界优秀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带回到学校非常有用，把乡村教育办好，更多的贵州孩子就可以走出大山、走出贵州。正如好校长成长计划的使命所说：“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3.戈友公益基金会：唇腭裂救助项目一些其他机构也在做，相比同类项目，京黔公益是否有独到之处？
佟易虹：京黔公益有能力负责一整套的治疗体系，还能帮助当地医院培养专业人才，提升医疗水平。由于水质、遗传等原因，贵州的唇腭裂发病率相对比较高，但它不是做一次手术就一劳永逸，必须要持续治疗。比如做完唇裂手术，还需要做腭裂手术，再之后还要教孩子们发音。唇腭裂孩子无法发音，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做完手术后需要从头开始学发音，反复矫正，这个孩子才可以正常说话。一些外地的机构来做一次手术就离开了，后续治疗无法保证。
京黔公益的会员本身就是一群贵州人，与我们合作的首席主刀专家、北京口腔医院唇腭裂专家陈仁吉博士也是贵州人。有这个基础，项目就可以落地。我们找的项目一定要真正落地，否则不做。陈博士不仅可以带领团队来贵州做疑难手术，还可以培养当地的医生。比如我老家安顺的医生们技术水平达不到的话，陈博士可以把他调到北京口腔医院实习，手把手教授技术，一年后实习医生回到安顺就是唇腭裂专家，当地就具备医疗水平，一举数得。现在，当地的医疗人才队伍越来越成型。
经过几年实践，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的项目。以前，一个孩子的唇腭裂手术费用大概六千元，且不在新农合的覆盖范围。我们和当地卫计委、卫生协会沟通之后，各地区政府大力支持，将这个项目纳入到新农合，政府承担一半费用，我们承担另一半。也就是说，原来六千元做一个孩子的手术，现在可以做两个孩子。
4.戈友公益基金会：京黔公益是如何关注到好校长成长计划，为什么连续多年资助这个项目？
佟易虹：京黔公益接触好校长成长计划比接触唇腭裂项目更早，陈静秘书长说这个项目的一批发起人不是贵州人也都在关心贵州的教育，我们知道以后非常感动。作为贵州籍企业家，当然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们决定资助好校长成长计划，最重要的原因是项目落地，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每年去多少个校长、花了多少钱、他们有什么反馈和改变，北京贵州商会和京黔公益都可以派出代表去观察和体验，他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会员去过之后，感受更加真切，不是说只听一个人说，第二个、第三个去了以后都是如此，确实有效。
历届参加好校长成长计划的校长们都会建一个微信群，陈秘书长和其他会员看到这些群的反应，就可以感受到好校长成长计划令他们受启发、更加积极和阳光，看事情看得更开，对困难的认识更加深刻。参加活动之后的正向改变，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治理学校，在实践中产生好的作用。
好校长成长计划的前面阶段——四天三夜“玄奘之路”戈壁行走磨练耐力和意志，后面三天的好校长课堂是启智教育，校长们豁然开朗。这个项目带给他们的烙印，不是短时间，是很长时间。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学校，都有益。
校长们内心要自我肯定，这个非常重要。就像他们走戈壁，能坚持走下去就是胜利，能把校长坚持当下去就是胜利。每一个学生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校长今天种树后人乘凉，这是有千秋功德的大事情。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做很细小的事情，但足以改变人的一生。这些年，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
5.戈友公益基金会：京黔公益的初衷是为了助力家乡发展，理念是人人力所能及地参与。除了向商会的公益项目捐赠资金，京黔公益会员参与公益行动的程度如何？
佟易虹：在京黔公益影响的影响下，更多会员、会员的朋友以及商会的合作伙伴热衷慈善，将爱心变成行动。不一定非要通过商会的平台，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做。
我们商会有一位钱律师，他家住在河边，从河的这一岸走到对岸，要绕路走几个小时，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他参与京黔公益后意识到：既然做慈善，为什么不给家乡修座桥？后来，他与政府商谈、带头捐赠，动员各方力量开山修桥。原来要走几个小时，现在只要5分钟，所有人都受益。我们商会内部也宣传这样的事情，还组织大家去钱律师的家乡看：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环境。
只有有心做慈善，方式、途径可以有很多。钱律师曾经帮客户做了一个大项目，客户很受益，想要回报他，他就让客户做点慈善。那段时间贵州毕节地区一个地方暴雨导致山体滑坡，埋了7户家庭，那位客户马上拿出三十万元，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捐助给有伤亡的家庭。
在贵州省民政厅大力支持下，我们北京贵州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杨武林发起了贵州省银杉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银杉教育基金会），资助道真籍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表彰、奖励为道真县教育事业做出特别贡献的教育工作者和成绩优异的学生，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银杉教育基金会注册资金2000万，已成为促进道真县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银杉基金会成立后，杨武林先生牵头捐资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随后茅台集团、黔韵紫海等其他爱心企业相继捐资达690万元。
在北京，有一个贵州籍的研究生联合会，京黔公益每次活动他们都要捐钱，他们的家庭大多不富裕，我们不想收，他们就说这个钱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不是找家长要来的。现在，他们还主动发起公益活动，回到熟悉情况的母校寻找因贫困失学的学生，对接给我们，由京黔公益资助上学，使善款精准地输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有些研究生考到了北大、清华，他们就义务辅导家乡的孩子高考、更合理地报考大学，已经连续做了很多年。这些研究生没有钱，就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做慈善。
6.戈友公益基金会：与商会会员的捐赠相比，带动更多在北京的贵州人萌发善心、参与公益、推动家乡发展，是京黔公益更大的价值所在。
佟易虹：是的。相比浙江、福建，贵州基础薄弱，企业家的数量少很多，这是我们商会面临的现实，必须要找到自身的特点，做更贴近实际的事情。我们把贵州籍的企业、学校、医院等资源动员起来，公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爱心就是通过行动，不断地扩散。只要信任，民间的慈善力量、慈善传统还是很强的，这个传统要挖掘出来，根不能丢。
7.戈友公益基金会：公益对受助方和资助方的影响是双向的。能否谈谈这些年参与公益带给京黔公益的影响？
佟易虹：公益让企业家的爱心和责任感显露出来，你捐没捐、捐多少以及参与公益的程度都是可以看到的。对一个有爱心和责任感的企业家，大家彼此之间的尊重、认同感和信任感会增强很多，这反过来也会促进自身企业的发展。经常有家长带着治好唇腭裂的孩子参加京黔公益的活动，看到孩子之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这种场面对大家来说很震撼。我们捐的钱，让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回归正常，回归社会，这是很大的善举。
京黔公益更欣赏的公益理念是力所能及、人人参与。每次办慈善晚宴，捐多捐少待遇一样，不会捐几十元的坐这桌，捐几十万的坐那桌。每个人力所能及，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捐款的人不图回报，募集的善款全部用于公益项目，出差的机票、酒店都是自己掏钱。我们执行的人要把事情做好、交待，大家的信任是责任，也是压力。
8.戈友公益基金会：京黔公益的影响力和规模逐年扩大，未来有什么设想和计划，资助方向和公益行动是否会升级和调整？
佟易虹：会不断提炼、总结过往的经验，把现有项目做得更大、更扎实，惠及更多人。此外，我们想聚集更多在北京的贵州人做更多的公益。比如很多从贵州考到北京来的学子，非常优秀，但家境清寒。一个孩子来北京上学，全家恨不得砸锅卖铁。我们接下来计划奖励、资助在北京的、优秀的贵州籍寒门子弟，使他们更优秀，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么做是有先例的，清末很多学生就是在企业家的资助下出国留学，这批学生回国后都投入到抗战救国以及建设国家中去。